【乐虎集团的官方网站 】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，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难再续。2012-2018年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，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，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。

　　2008-2018年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-2.84%，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。近些年，工厂工人加速流向第三产业，如快递、外卖、直播等。2020年大疫之年，网络配送、直播电商等扩张，加剧了劳动力的迁移。然而，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国制造困境的冰山一角。中国制造的真正挑战是被困在一个庞大的宏观系统之中，本文即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中国制造的系统性困境。

　　1、成本之困与两头挤压

　　与第三产业相比，制造业在工资、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偏弱，尤其是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。统计局发布的《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》显示，从事交通、运输、仓储、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。

　　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驾驶、网络配送、直播电商等技能，他们更愿意从事相关职业，而不是在工厂工作。报告显示，50岁以上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快速提升，年轻人渴望在城市生活，而高房价提高了生存成本，给他们构成巨大的压力。这种压力让他们逃离工厂，工厂的雇佣成本上升。这是货币超发的成本传导机制。

　　劳动人口下降、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龄结构老化，导致制造工厂招工难度加大，雇佣成本上升。问题是，制造工厂的薪资提升空间不足。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，中国不少制造工厂不是没有订单而是没有人。他们面临同样的窘境：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，提高工资没有利润。这单接还是不接？有些订单为了维持客户关系，没利润甚至亏本也硬接下来。

　　除了工资成本外，制造业正面临原料和运输成本上涨的压力。大疫之年，全球货币超发，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。2020年中国大宗商品CCPI指数，从4月的113点涨到12月的158点，全年涨幅8.2%。其中矿产类全年涨幅高达44.3%，铜价在2020年下半年累计上涨23.6%。国际原油价格在2020年上半年砸下大坑后快速反弹，2021年3月已恢复到约60美元一桶。大宗商品价格上涨，抬高了原料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。

　　如今，中国制造面临人工、原料和运输三大成本上升的压力，而制造企业却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消化成本压力。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偏低，工信部给出的数据是仅为2.59%。那么，为什么制造企业不能提高终端价格呢？

　　我们通常说，货币超发，大水漫灌，引发通货膨胀，但是，如果货币流向被改变，则可能出现结构性通胀。比如房地产通胀，制造业通缩，又如上游大宗市场通胀，下游消费市场通缩。产品价格是否上涨（全面通胀），除了货币信用崩盘外，关键看货币是否流向了终端消费市场。

　　美国市场的价格为何全面上涨？美国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强，这场疫情对美国家庭资产负债的打击不如2008年金融危机。同时，美国两届政府都给家庭发放了不少货币。大宗商品和生产价格上涨，美国企业会提高终端价格，以消化成本压力。这就相当于超发的货币，通过成本传导和直接注资两种方式传递到了终端市场，提高消费品价格。目前，宝洁公司、金佰利纸业均宣布，因大宗商品成本上中国制造的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和生产价格上涨，下游终端消费品价格不涨、微涨或局部涨，那么上升的成本最终由谁来承担？ PPI上涨和CPI微涨之间形成的剪刀差，剪得就是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的利润。下游大型企业及品牌企业，凭借对终端的控制优势，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，将成本上涨的压力压给上游制造商和供应商。要不死死压住采购价，要不微涨采购价，然后延长付款周期。一些大型企业的供应商苦不堪言，加工、配套的利润压得极低，付款周期拉长，货物占款规模庞大。大宗产品价格上涨，工厂又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原材料。下游大公司又以未结货款为抵押对上游供应商提供贷款，以支持后者购买原材料，持续为其供货，这让供应商又增加了利息成本。很多供应商不敢失去大客户，仅以微利维持，然后通过大客户的品牌效应来接小客户的订单获利。

　　所以，货币超发与成本上涨，对中国制造构成两头挤压：上游大宗市场通胀，下游消费市场通缩，合力挤压中间制造和物流的利润，上涨的成本无法转嫁，最终打击供给，压缩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。

　　2、创新之困与投资紧缩

　　在中国市场，上游成本上涨，下游价格不涨，中间一批制造企业受两头挤压而消失，其中，出口制造企业压力还稍微小一些，但过去一两年，国际出口环境变化，有些出口制造企业试图转向内销，然而，通胀之下的成本上涨，打击更严重的是内销制造企业。

　　不过，出口制造企业的价格上涨空间也很有限，假如汇率不变，中国出口价格上涨，国际采购商的成本也会上涨。当中国出口的成本优势被削弱，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，轨迹采购商可能会选择更低廉的国家采购。

　　当成本优势衰退，中国制造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技术创新。中国制造的技术创新，说了很多年，但是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房地产，私人制造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有限。政府和国有企业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芯片和新能源上，但是这些国产技术的竞争力依然有限，这是为什么？

　　在中国制造领域，不论哪种产品，如果你拿着一个新产品或新配件找工厂生产，得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：“这个做不了！”如果你表明来意，第二句话便是：“可以做，但是很贵。”如果你还是不走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你要多少量，量大才做。”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这说明中国制造技术创新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：规模经济抑制技术改进。

　　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中间环节，很多产品及其配件的设计规格、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，都是由跨国公司决定的。所以，在全球化产业链中，中国制造企业在技术上处于从属、配合及被动的位置。表现为两个方面：一是从属于国际品牌和跨国公司的技术标准；二是依附于大型外资工厂。中国制造逐渐形成各类大型产业园区，在大型产业园区中，大大小小的私人制造企业围绕着一家或几家大型外资工厂而生存。大型外资工厂给定配件标准及技术参数，私人制造企业负责加工。

　　如果大型外资工厂不改进配件标准和技术参数，私人制造企业是不会主动改进技术和工艺的。如果你拿着新配件、新产品找到他们生产，他们需要重新开模、选材以及改进工艺。这对他们来说有难度，而且成本不容易控制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量和付款保障，没有规模效应，报价自然比较高，他们不愿意冒险改进工艺与技术。现实中，很多工业设计的陈旧、落后和粗糙是肉眼可见的。为什么不改进？难度不在设计和工艺，而在制造成本。

　　如何才能改变？有人说，根本问题是中国企业不是工艺标准和技术参数的制定者，出路就是向“微笑曲线”的两端延伸，想办法控制终端市场和技术标准。

　　中国应该更加开放，更加聚焦。所谓的鲶鱼效应，引进先进技术，全面提升了整条产业链的技术参数和工业水平当然，，关键是深耕。在整个产业链中，从原材料到加工制造，再到运输、终端，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深耕技术。每一个环节只要建立技术优势，便能掌握更多的议价权。比如，前些年很多人去日本抢购智能马桶，但马桶的技术不仅在智能化上，还在陶瓷工艺如喷花、切片上，后者才是日本陶瓷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在。

　　中国制造的真正出路不是去制造业化，甚至不完全是品牌化、智能化，而是深耕制造工艺与技术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私人制造企业不愿意投入技术研发？为什么国有企业大规模投入而收效甚微？

　　先说私人制造部门。最近一年，金融监管部门打击经营贷流向房地产。这项监管任务似乎很重，监管成本也很高，但似乎洪水难当。大量以经营贷为名的资金流向房地产，出现结构性现象：房地产通胀，制造业通缩。

　　实际上，从2012年开始，个人住房贷款历史性地取代制造业贷款，成为四大行贷款的第一投放方向。从2008年到2017年，四大行累积投放信贷规模为252.76万亿，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为68.84万亿，占比27%，制造业贷款49.34万亿，占比为19%。再加上房企贷款，十年内四大行投向房地产的贷款规模总计达87.96万亿，占比34.8%，远超制造业贷款。

　　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的信贷，中国私人制造部门则融资难、融资贵。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，房价持续高涨，工厂主对制造的投资收益率远不如其太太在房地产上的投资。大疫之年，经营贷利率低于住房按揭贷款，这就形成了套利空间，这也激励很多工厂主选择买房而不投制造业，这促使大量制造业贷款流入房地产。

　　3、系统之困与宏观风险

　　当然，制造业还是商业银行第二大信贷投放部门。新冠疫情将宏观数据砸了一个大坑，2021年第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速29.8%，高于房地产投资4.2个百分点。其中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达41.6%，但大规模的投入为何有效产出甚微？

　　在制造业内部，也呈现冰火两重天。私人制造部门融资难，而大量制造业信贷被国有制造部门吸收。央企、国企拥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制造和技术研发，如芯片制造和新能源技术，但是技术成果并不突出。

　　国有制造部门占据了往基础技术延伸的位置，比如航空航天、核能核电、钻探炼油、页岩气、网络通信等等，私人制造部门无法或难以向这些基础技术领域延伸。 那么，在房地产通胀、私人制造通缩以及国有制造资金富余情况下，不难发现一个关键问题：货币配置低效。大量货币没有流入用得好的人手上，没有用于技术创新。掌握信贷的国有制造部门创新不足，难获信贷的私人制造部门无力创新。如果货币配置的问题不解决，中国制造不可能开出技术之花。那么，货币配置的问题出在哪儿？

　　主要原因是货币扩张、利率非市场化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歧视和风险偏好。这涉及金融市场与金融制度。中国金融市场并非完全开放，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，选择汇率固定和资本管制，可以保留货币政策的独立性。换言之，中国可以自己掌握货币政策，扩张货币和紧缩货币都由自己做主。

　　为何货币发行增速迅猛？这与中国制造有关。制造大规模出口创汇，中国实施结汇制度，保留了大量的外汇。最近几十年，外汇占款是央行发行人民币最重要的信用资产，也是在国内投放人民币最主要的方式。数据显示，到2020年3月，外汇占款规模为21.2万亿人民币，依然占总资产规模的58%。

　　外汇占款投放的大量货币流向哪里？通过上述信贷数据我们知道，最大的投放对象是房地产市场，其次是制造业，主要是国有制造部门。然后房地产通胀，私人制造部门通缩，占据基础技术卡位的国有制造部门资金富余但效率有限。

　　到这里，我们似乎发现，中国制造身处在一个庞大的宏观系统之中，技术创新难题被囿于这个系统之中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看看这个庞大的宏观系统。这是一个失衡的全球化系统，一个覆盖中国制造、美国消费市场与两国金融制度的宏观系统。如今，这个系统形成两条资金流动线：

　　一、外资线：美联储超发美元-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制造-外商投资和出口创汇-央行持外汇投资美债-跨国公司再从金融市场上获取廉价美元投资中国制造。

　　这条线是一个内外资本循环。跨国公司富余的资金和强大的技术是中国制造崛起的关键。2019年外资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0%左右，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40%左右。中国出口前十强中有8家是外资企业。中国大量的私人制造企业围绕着这些大型外资工厂生存，外资大型工厂一旦迁移到海外，这些与之配套的私人制造企业很可能随之消失。

　　二、内资线：跨国公司投资和出口创汇-央行用外汇占款投放货币-货币流向房地产和国有制造部门。

　　2019年，私人制造部门进出口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2.7%，国有制造部门的这一数据是16.9%。同时，私人制造是中国制造吸纳就业人口的第一大部门。

　　从这两条资金流动线可以看出，中国制造被困在这个不稳定的宏观系统之中。中国制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条外资线，也就是跨国公司。但是，这条外资线存在两大问题：一是如果要稳住外资，就必须维持低廉制造优势，如此工人收入如何提高？工人收入无法提升，中国内需、民众福利和经济如何持续增长？二是这条外资线导致中美两国经常项目失衡：中国长期大规模顺差，美国长期大规模逆差。同时，中国持有万亿级美债，美国制造业持续衰落，容易触发两国的贸易矛盾和金融风险。可见，这条外资线是不可持续的，正在逼近金融与政治的极限。

　　再看内资线，这条线也存在四大问题：一是大量外汇占款持续投放货币，房地产泡沫严重；二是私人制造部门贷款难、贷款贵，对技术投入不足，国有制造部门资金富余但创新效率偏低；三是吸纳了58%的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私人制造部门长期通缩，工人工资及家庭收入增加缓慢，国内消费市场低迷，加剧制造业通缩；四是货币宽松引发的房地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，抬高了制造业的原料、运输、租金和人工成本，制造企业无法将上涨的成本完全转嫁到低迷的终端消费市场，遭受两头挤压，生存空间萎缩。

　　总之，欲拯救中国制造需先拯救宏观系统，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步步追溯到这个庞大的宏观系统源头，我们可以发现：这个全球化宏观系统正在遭遇结构性与泡沫性风险，而中国制造，尤其是私人制造企业，在其中只能被动适应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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